【征文选登】黄拴锋：浅谈关中分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

　　浅谈关中分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

　　黄拴锋

　　(甘肃省正宁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领导和组织全分区人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民主政权，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步骤的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有效的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又一次武装挑衅，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做了巨大贡献，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斗争的坚强堡垒。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关中分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地位作以浅述: 一、关中分区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在政治、军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在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二、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区，在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普选运动、建设“三三制”政权等方面成效显著，走在了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前列，为以后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三、关中抗日根据地对抗战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关中分区；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地位

　　关中分区地处桥山山脉南端，北与陕甘宁边区相连，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所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区，分属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宜君、黄陵和甘肃正宁、宁县各一部分，北至宁县盘克塬，南至淳化县官庄，东至耀县桃曲，西至彬县泾河，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75公里，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万，为一北宽南窄、狭长的囊形地带，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领导和组织全分区人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民主政权，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步骤的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有效的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又一次武装挑衅，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做了巨大贡献，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斗争的坚强堡垒。

　　一、关中分区是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南前哨，在政治、军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在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1、关中分区成立前后的形势。

　　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停止了内战，陕甘宁根据地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提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工农民主制度改为民主共和国制度，正式宣布陕甘宁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特区，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指导。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副主席。边区首府延安，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之23县。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陕西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领导，关中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1937年10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将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分区机关驻新正县马家堡（1941年迁至马栏镇）；将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霍伟德任专员；将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关中分区委员会（简称关中分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隶属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关中分区下辖新正、新宁、淳耀、赤水4县和淳化、旬邑八路军办事处。关中分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关中分区的工作很快适应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1937年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这一时期，关中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发展的环境中，对外与临县友方都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设立工作机构——办事处，大量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对内则消灭了任雨霖、苟鸿 、夏老幺等股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2、关中分区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的开展统战工作，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局面和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突出贡献。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非常重要工作。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了，另一方面也是统一战线工作有效开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的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使统战关系遍及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机构和地方绅士、知识分子、商人、哥老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王大牙、寺村民团萧恩多、彬县民团李仰之、旬邑县民团郭相堂、太峪镇民团文干卿、宁县民团庞铭胜、同官民团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对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的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宏德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25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武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投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了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同时，关中分委还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知名地方人士、社会贤达，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玉田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的肖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关中分委领导经常深入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做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习仲勋同关中分委秘书长杨载泉到一个村庄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国民党军队任职事，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儿子在国民党任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一席话使这位老人深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

　　3、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分区党委在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工作奠定坚实的领导基础。

　　1938年12月，“土桥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我边区进行军事挑衅。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当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为艰巨的斗争任务，关中分区于1939年9月5日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召开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表会。大会总结了关中分区成立以来的工作，并讨论决定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策略。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关中分委书记。

　　为适应战争需要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抗战要求，结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中分委按照中共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倍地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知识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的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在工人、顾工、青年学生中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使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关中分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党的整风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使分区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提高了思想认识，克服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在当时，由于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在关中分区各级的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的数量变成了少数。习仲勋和关中分委强调共产党员整体力量的意义，大大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质量，努力教育党员干部发扬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各方面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个楷模，他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生产节约，严于律己；他爱护干部，视为亲人；他尊重非党人士，水乳交融。在习仲勋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下，关中分区各级党政机关的共产党员充分发挥了自觉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抗战事业和各项建设事业，使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也更加巩固了。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0年5月，国民党军陆续侵占了关中分区新正、赤水、新宁等部分地区。9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在反击进犯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中，相继攻占了照金、柳林、庙湾、瑶曲和马栏等地。10月，关中分区将这些新开辟的区域划分为关中分区东行政区，并设立党政军组织。同月，关中分区改属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1941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鉴于中共陕西省委已从国统区迁入关中分区，遂决定关中分委隶属陕西省委领导。5月，关中分委改属新成立的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1942年12月，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改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张德生任书记，机关仍驻马栏镇，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至1944年，关中地委共辖4个县委、1个中心区委、19个区委、157个支部、425个党小组，以及关中、陕南国统区的党组织，有党员2654名。

　　4、关中分区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和党中央驻地延安的南大门，也是边区根据地通往国统区的秘密通道。

　　关中分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关中分区成为根据地前往国统区陕西省城西安乃至其他大城市的秘密通道。早在党建立陕甘边、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这里就发挥了在同白区党的联系上的桥梁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同志，往往经过这里，受到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护送。从1934年夏到1936年春，有刘少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李铁伦、朱理治、鲁贲、王世英、汪峰等同志出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都从这里经过。关中分区期间，分区党委更加注重交通线的开通与保护，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巨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敌我双方的情报信函与指示密令，难以计数的军火药品和战时物资，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仁人志士、青年学子与延安派往各根据地开展工作的党员干部，全都依赖这条秘密的地下情报交通线才安全出色地完成使命。习仲勋很有感触地说：“建立地下秘密情报交通线，比建立一支武装力量还要难；有时候，一个情报员及时送到的一个秘密情报或命令，抵得上一支武装力量的作用。例如胡宗南进攻陕甘宁根据地前，我们提前获得了情报，电话和电报怕泄密，我们就是靠这些地下情报人员，把情报送达党中央和关中分区，结果敌人到达前，我们的机关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带不走的东西也坚壁清野，对群众的转移也做了动员和安排，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损失。”

　　二、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区，在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普选运动、建设“三三制”政权等方面成效显著，走在了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前列，为以后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

　　1、在关中分区党委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各级的苏维埃政权相继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在体制上首先奠定了基础。

　　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在关中分区党委、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关中分区首先在各县先后选举了县、区、乡三级议员，召开了各级议会，实行了差额选举，选举产生了由各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完成了组织形态的转化。并在政权中吸收了一些地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的作用。先后将赤水县的绅士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治平、栒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任为关中分区参议员。1937年8月，新正县在阳坡头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8人，选举产生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该县政府建立初期与关中分区专署合署办公，专署之各科即新正县政府之各科。1937年9月下旬，新宁县在下齐家召开新宁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此前后，赤水、淳耀县也由苏维埃政权转变为抗日民主政府。至1937年底，关中分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均转变为抗日民主政府。这样，关中分区实现了由苏维埃制度

　　向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变。为建立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在体制上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

　　2、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普选运动，增强了边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密切了边区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抗日战争中，要把边区创造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就必须首先增强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而认真开展普选活动就是增强边区人民民主意识的最有效途径。关中分区成立后，关中分委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普选运动。

　　关中分区的第一次普选从1937年7月中旬开始，到8月底结束。这次普选是在苏维埃民主制度向议会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进行的。为使边区人民真正理解“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新的选举原则，就是在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原则上，促进抗日民主制度的早日建立。”

　　在这次普选活动中，主要采取了宣传发动、审查选民资格、检查政府工作、提出候选人名单、正式投票选举、召开乡代表会和各级议会、进行选举工作总结7项措施。在第一次普选中，有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这是发展边区民主运动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1941年春季，关中分区进行了第二次普选。关中分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选举委员会，负责指导选举活动，并组织了干部下乡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由于工作细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有许多地方在选举之日，男女老幼齐出动，积极参加投票，边区广大妇女也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参加了选举。这次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80%—90%，有的地方高达95%以上。在普选实践中，关中分区根据边区群众文化落后，居住分散等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方便群众的办法，比如:投豆、画圈、画杠、背箱子、香火烧洞等等，充分保障了各级层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从选举结果来看，关中分区共选出参议员2278名。在人员结构上，以新宁县为例，在当选的582名乡参议员中，工人2人，雇农1人，佃农19人，贫农393人，中农113人，富农30人，地主13人，豪绅1人，开明绅士10人，国民党员占0.3%；在当选的48名县参议员中，工人1人，农民34人，商人3人，学生10人。进一步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普选活动对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谢觉哉同志说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比任何未实行民主的地区，过着穿暖吃饱愉快的生活，且正在摆脱愚昧和不健康的状况，走向文明，什么原因?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真正民主政治。”

　　3、建立“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政权中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尝试，关中分区结合关中实际，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为了更好地贯彻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和个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以维护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既在执政政权的人员结构组成中，代表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占三分之一。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的实行经历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关中分区就推行了民主普选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体现了普遍、平等的原则。到1941年第二次普选，1942年的改选，关中分区各县在民主选举中更是全面推行了“三三制”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边区政府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从1941年开始，关中分区党政机关着手认真贯彻“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的原则，开始进行“三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和群众了解和掌握“三三制”政策实质，认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意义，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由分区和各县举办训练班，培养选举工作干部，同时进行选举试点，摸索实际经验。但1941年下半年的选举结果，各县乡政权内，共产党员在县议员中占50%，在县政府委员中占55%；在乡议员中30%，在乡政府委员中占32%。共产党员人数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参议会民意机关中的比例过高，未达到“三三制”要求。在关中分区各级党政组织的细致耐心的教育引导下，各界群众逐渐认识到“三三制”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消除了对“三三制”政策的疑虑，保证了“三三制”的顺利贯彻。新正县在1941年第一次乡选时，群众不愿参加选举，对于提出的候选人，只要不提自己，就提谁都成。但到1942年第二次选举时就进了一步，除党支部提候选人以外，他们能积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与党支部竞选。1942年，关中分区各县召开了县参议会，通过改选，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做了调整和补充，使“三三制”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经过改选，新正县退出共产党员议员3人，补选非党人士5人，使参议会的人员结构比例为共产党员占36%，接近于三分之一要求。淳耀县31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0名，无党派和其他人士21名；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3名，中间分子2名，党外进步分子和其他人士4名。赤水县46名议员中，共产党员16名，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30名。新宁县和同宜耀县都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

　　“三三制”政权结构的组成，有效地增强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更加密切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为以后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

　　三、关中抗日根据地对抗战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同志曾对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性加以充分肯定，他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关中分区是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抗日大后方的前线，是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是抗日将士的坚强后盾。

　　关中抗日根据地的贡献在于他真正坚持了“还政于民”，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使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使政权的先进性和群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党的事业历来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带领引导群众参政议政，使政权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群众才能把党的指示变成自己的行动，在八路军抗战中，关中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努力生产，积极缴纳公粮，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坚持抗战阵地。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才使得边区政权稳如泰山，八路军大后方战略基地坚如磐石。

　　关中根据地的贡献还在于他能把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中抗日根据地地处抗日大后方，在根据地建设中把搞好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支援敌后根据地的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关中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系，没有被困死、被饿死、被消灭，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使根据地的军民更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持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道路，从而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