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伍兰英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也正好是我们亲爱的妈妈伍兰英诞辰100周年。虽然妈妈在66岁时就离开了我们，但她朴实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们心里。真想知道妈妈的传奇人生啊！长征女红军、双枪女英雄、掩护过邓小平、解放战争的劳动模范、建国后的三八红旗手；生育了11个孩子（战争年代去世了5个）的母亲……就在她100周年前的一个月，我们很幸运的从四川省苍溪县党史办公室找到了妈妈的自传回忆录《从军五十年》。

　　苦难童年

　　1916年大年初一，正是军阀混战的动乱年月，妈妈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三川乡伍家坪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大家都叫她三妹。妈妈3岁时，母亲去世，到了4岁那年，父亲又撒手人寰，她一直由哥嫂抚养。7岁那年，因家里欠了地主很多债，无法生活下去，万般无奈之下，哥嫂只好含泪把她送到地主家干活抵债。

　　妈妈每天都要上山放牛、割草、打柴，烧火做饭，什么活儿都得干，稍有一点做得不好，就要挨打受骂。14岁那年，在又一次挨了毒打之后，遍体鳞伤的妈妈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地跑回了家，跟着她的哥哥到了昭化。兄妹俩找到妈妈的姐夫袁近（中共秘密党员），经袁近介绍，同为秘密党员的哥哥进了汉阳兵工厂做工，妈妈则帮着姐姐姐夫带孩子煮饭。从此，妈妈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通过姐夫认识了秘密党员陈子谦、王子和等人。陈子谦、王子和见妈妈聪明懂事，忠实可靠，便发展她当了秘密交通员，经常叫她把秘密信件送到宝林院的秘密党组织那里去。开始，她还不懂得送信的意义，以后逐渐明白自己是在做革命工作。所以每次送信，她总是想尽办法，巧妙地躲过了狼狗一般的民团的搜查。由于她工作出色，16岁那年，由陈子谦、王子和介绍，妈妈在昭化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她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伍兰英。　　

　　1932年春，川北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当时三川乡的农会准备举行暴动，党组织派妈妈回家乡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国民党反动派闻知农会准备暴动，于是勾结地主豪绅加紧镇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三川乡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妈妈回到家乡不久，得知哥哥和姐夫均被捕遇害。亲人被杀的噩耗传到妈妈耳中，她对天发誓：一定要为哥哥、姐夫报仇。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嗅到了妈妈的行踪，并悄悄向她伸出了魔爪……一天夜晚，妈妈刚和衣睡下，“砰、砰、砰”的敲门声突然把她惊醒了。原来是地主的团丁包围了妈妈的家。妈妈赶紧藏进草垛中……“三妹！你赶紧逃命去吧，可不要被敌人抓去了啊！”妈妈忍着悲痛离开了嫂嫂，沿着狭长的山沟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摸了一夜，天亮前才找到作为秘密联络站的孟鲁侯家。从他那里知道，党内出了叛徒，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当时敌人搜捕得很紧，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天一亮，妈妈就同孟禄青、孟结青等人离开三川寺，前往通江苦草坝，找到了当地党组织。

　　参加妇女独立团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开进了四川。妈妈天天盼望的红军终于来了，她和王子和、朱士焕、孟禄青、孟结青几个人在苦草坝一起兴高彩烈地参加了红军，妈妈被分配到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担任宣传队长。

　　之后又在组织的陆续安排下担任过：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省财委会（即当时四川省银行）会计、工农饭店司务长、卢森堡妇女合作社采购员等职。到了年底，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和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向红军逼近，红军开始向西转移到了长池、牧门地区。

　　一天，妈妈看到一队队的女红军背着抢，每个人的腰上还挂着三个乌黑乌黑的手榴弹，胸前挂着装满子弹的子弹袋，雄纠纠、气昂昂地从她面前走过，非常羡慕。一问，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营奉命掩护兵工厂和银行转移到旺苍坝去。妈妈心想：我要时是能象她们一样当个红军女战士多带劲啊！晚上，妈妈和几个女同志商量一致要求到部队去。过了几天，正赶上妇女独立营进行扩编，吸收随部队撤出川陕苏区的地方机关中的妇女同志参军，成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领导终于批准了妈妈参军的要求。

　　1935年大年初一的那天，妈妈和李保珍、吴英、宋学珍、孙桂英等五个女同志一起编入妇女独立团第一连。开始分配妈妈当七班的班长，不几天又提升妈妈为二排排长。当时一连的连长是廖正英同志；一营营长是陶万荣同志，团长是张琴秋同志。

　　妈妈到了妇女独立团后，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穿上新军装，打起绑腿，戴上斗笠，背上步枪，同男红军战士一模一样。到村里去宿营时，老乡们还认为他们是男人，不让她们到妇女的房间里去，也不允许同妇女接近。后来才知道是妇女独立团，干部、战士全都是妇女。开始有的老乡还是不相信，女战士们就让她们看耳垂上有戴耳环留下的痕迹，老百姓才相信她们是女兵。

　　在妇女独立团里，紧张的军事科目训练开始了。天不亮，她们就起床出操、爬山头。早饭后，操队列教练、练习瞄准、射击、投弹、刺杀，有时还到野外去演习，这种崭新的军队生活非常紧张严格。开始过紧张的生活时还不太习惯，但大家心里非常高兴，朝气蓬勃、劲头十足。大家都懂得，只有练好兵，才能打好仗、才能打胜仗。一空下来女战士们就唱家乡的小调，驻地到处飘着歌声，洋溢着欢乐、活泼的气氛！

　　1935年3月的一天，张琴秋团长传达了总部的命令，要妇女独立团担任转运伤员的任务，女兵们可高兴了！有的说：“男同志在前方同敌人拼命，流血牺牲，我们女同志在后方做一点工作算得了什么！”有的说：“我们不能到前方去打仗，担任抬伤员的任务也是很光荣的！”于是大家砍竹子的砍竹子，搓绳索的搓绳索，很快把担架都准备好了。为了迎接妇女独立团成立后上级交给的第一个任务，这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们就到总医院去抬上伤员向王家坝进发。山越来越高，路越走越窄。走了几十里路，上了庙儿湾前五里路的大山，路更陡了。她们虽然都是劳动妇女出身，但抬起担架，送伤员还是第一次，肩上压得又红又肿，火辣辣的痛得难受，汗水也湿透了衣服。可是看到伤员同志们为革命流血，肩上的疼痛也就不觉得了，顿时增添了许多劲儿。第二天天不亮又出发了，女兵们终于把伤员运到了王家坝总医院。刚送完伤员又接到了总部的命令，让妇女独立团马上回旺苍坝担任运盐的任务。她们接到命令立即回到旺苍坝运盐，两个人扛一包，每包六十斤，送到离王家坝一百二十里路的永宁铺兵站。运完盐接着又出发走了三十五里到竹儿关，砍竹子架浮桥渡过嘉陵江，进驻江油。在江油主要工作是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她们把缴获来的枪支弹药装备自己，把粮食、衣服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

　　1935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和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又紧紧地追上来了，妇女独立团从江油出发到沙溪河，奉命到中坝去抬伤员，这里已经很接近前线了。抬的伤员都是从火线上下来的红九军的同志。妈妈她们将伤员抬到沙溪河的总医院后，就跟着红九军向北川、茂州前进。妇女独立团在茂州城内进行了整编，从党团员中选编成两个连。每个连一百四十人左右，成立了川陕妇女党团员学校，由刘桂兰同志任校长，其余的人员分配到兵站、医院和后方机关去工作。当时，妈妈被分配到妇女党团员学校第一连，一连的任务是掩护银行转移。过了沙溪河后，一连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上军事课、政治课、学射击、抢山头。妇女党团员学校第二连奉命到北川去给老百姓割麦子、栽秧。一天，敌人追上来了，二连非常英勇地边打边走，从茂州后面的北山走了八十里，一直打到威州。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过了威州河后，张国焘下令把威州的铁索桥炸断了，造成了二连的一百四十余女战士无法过河，只能与敌人拼死战斗，最后全部阵亡在威州。

　　1935年5月上旬，总部命令妇女党团员学校一连掩护银行从茂州出发去理番。妈妈她们每人要背上三十斤黄金，还要随时准备敌人来了就作战。当日傍晚安全地到达了理番县，刚吃完饭，忽然听到外面哒哒哒哒的马蹄声，接着有人说话：“党团员学校一连到了吗？有命令，要这个连明天赶到杂各脑，杂谷脑的反动喇嘛造反了！”第二天一早，妈妈和战友们就急行军赶到了杂谷脑。在杂谷脑驻扎下来，积极准备攻打喇嘛寺。原来在杂谷脑西北面高山上有一座喇嘛寺，里面的喇嘛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并且和刘湘勾结在一起，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妇女部长张琴秋同志和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同志来了。队伍集合好后，王维舟军长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同志们，你们川陕妇女党团学校一连，虽然都是女同志，但都是党团员，是党的好儿女、红军的好战士。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把喇嘛寺拿下来，消灭反动喇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接着，他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战斗布置。女兵们非常兴奋，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第一次战斗任务！一切都准备好了。第二天的拂晓，王维舟军长亲自指挥，命令一排正面攻击，二排打右翼，三排打左翼。妈妈和战友们开始向喇嘛寺接近。刚刚运动上去，敌人就发觉了，向一连开枪、开炮。敌人用的是土炮，当时就有三个同志中弹牺牲了，妈妈的脚脖子也被打伤了。反动喇嘛们凭着高墙厚壁，继续顽抗。到傍晚时，在火力的掩护下，妈妈和战友们用汽油把寺庙的门点着了！这时反动喇嘛开始向后山仓皇地逃窜，喇嘛寺终于被女红军们攻下来了。

　　战斗结束后，妈妈被送到医院去治疗。当时医院的药品很少，伤员们就自己到野地去找一种叫紫花地丁的刀口药，用石头炸碎或用嘴嚼碎敷在伤口上，再用绑带一札就行了。妈妈的伤就是这样治愈的，出院归队了。妇女党团学校一连又接受了运粮和后方警戒的任务。她们每个人要背上七、八十斤重的干粮和牛肉干，从杂谷脑向马尔康进发，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妈妈的个子不高，这个运粮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

　　长征路上

　　1935年的6月下旬，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开始了第一次北上，在大草地的边缘行军。从杂谷脑到查林寺约有六百华里，翻山越岭道路十分难走。特别是卓克基到马尔康的一段路，非常险要狭窄。不是过河、就是爬山，上上下下都是擦着山边走。下面是悬崖深沟，一不小心滑下去，连骨头都找不到。当时正逢雨季，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冰雹，道路泥泞难走。加上当地藏族反动武装常常向红军打冷枪，或将大石头从山顶上推下来，给部队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在这样的条件下，妈妈的一连掩护着省委银行等机关向卓克基、马尔康、查林寺等地前进。不久，部队进入了茫茫无边的大草地。这里没有人烟，连续几天都在草地上露营。经过近十天的长途行军，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到达了查林寺。就在到达查林寺后的第三天，组织上决定调妈妈回省财委会去工作。妈妈真不愿意离开党团员学校，，但命令是必须坚决执行的，就只好离开妇女党团员学校到财委会去报到。赵炳瑞同志（财委会主席）一见到妈妈就说：“兰英同志，你回来了很好。我们全军要南下，打回通南巴，调你回来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当司务长。”妈妈当时就吃了一大惊，问到：“当司务长？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连麻雀都看不见一只的地方？我到哪里去买东西来给大家吃呀？”妈妈说，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下，搞伙食可不是开玩笑的，一百多人就是全都吃草也要用镰刀割呀。当时妈妈急中生智，请求赵主席做出决定，动员大家在部队休息时，一起挖野菜，到晚上宿营时才有野菜吃。赵炳瑞主席同意了妈妈的意见，通知大家休息时要人人动手挖野菜。

　　部队从查林寺出发向大小阿坝进军。每个人的口粮只有四斤，十多天的大草地行程，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三两粘粑，真是人无粮，马无料。老天爷还给红军添麻烦，一会儿出太阳，一下儿下冰雹。个个象鸡蛋大，打在头上和身上，疼得真是叫人难以忍受。妈妈说同志们非常自觉，就连轻病号都出来找野菜。正在生病的阎秀同志也出去找野菜。她发现了一堆新土，上面插着的一个木排子写着：此处有牛骨头！阎秀跑回来叫上李保珍，两个人把牛头和牛骨头挖出抬了回来，大家看见都高兴极了，这些牛骨头是先头部队留下来了的。因为自从进入草地后就从没有见过肉。大家洗的洗，劈的劈，把牛头上边的毛烧光、洗净，把牛骨头砸开放在锅里煮。汤烧好了，再把洗干净的刺角菜、苦菜、刀口菜统统下在锅里煮。没有咸盐，妈妈去找赵炳瑞主席，动员每个人拿出一点儿盐来，放在锅里煮上就香味扑鼻。煮好后，妈妈吹哨子让大家站队开饭。同志们都说：今天吃了一顿山珍海味——牛骨头汤，太难得了。

　　1935年的腊月，因为硝盐厂郭厂长有病，组织上决定由妈妈接替他的工作。刚到硝盐厂时什么都不懂。因郭厂长就在厂里休息，不懂妈妈就向他请教。妈妈到厂的第二天，就出硝一百三十多斤、盐九十多斤。妈妈高兴极了，因为机关、部队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吃上盐了。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粮食吃，都是吃的野菜。在饭菜里放点盐那就好吃多了。俗话说：“盐是铁，饭是钢”。厂里提炼出的硝可以用来制造手榴弹和子弹，为部队提供弹药，也可以向机关、部队提供食盐了。为了多出硝和盐，妈妈每天同工人一起上山背硝土，一块儿提炼硝盐。这样就同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就便于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了。妈妈说：“我们红军是来帮助你们打倒寨主、土司的。我们穷苦人民和娃子只有团结起来，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翻身解放。”这些奴隶娃子们，吃尽了寨主、土司的苦头，很容易接受简单朴素的革命道理，觉悟提高得很快，因而干劲就更大了。过去一天只背四趟硝土，现在增加到背五、六趟；过去一天出硝一百三十多斤，盐九十多斤，而现在出硝一百九十多斤，盐一百三十多斤。这个成绩使妈妈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妈妈在硝盐厂工作了四个月，上级又调妈妈回总社去工作。工人们听到妈妈要调走的消息，都跑来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让妈妈走。

　　调妈妈回总社是让她当采购员，总部指示要准备干粮北上。包括总医院在内，每个人要带上三到五斤干粮，筹粮这个繁重的任务又落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圆满完成了。

　　在马尔康休息了五天后，部队向黑水、卢花前进。由于连续四天的大雨，又是山路，行走起来更加的困难。翻山越岭走了一天多，才到黑水芦花。在黑水、芦花住了两天，就向毛尔盖进军。沿途都是山路，很少有人家，或是有房无人。根本没有粮食，只有挖野菜，配点粘粑充饥，有的人还从马粪中捡拾未消化的整胡豆煮熟吃。继续前进走了两天多才到毛尔盖。毛尔盖是在大草原的边缘。机关、部队为了通过大草地进行了轻装，把不必要的东西都埋藏起来了，并积极地准备干粮。之后部队向分水岭、班佑前进。每人背上十五斤干粮，够吃半个月的。带路的通司给部队讲解过大草地时应注意的事项。他说：过了分水岭就是沼泽地。不能到处乱跑，一定要沿着前面部队走的道路走。不然陷下去是拉不上来的。妈妈看到一匹马陷进了沼泽地，眼看着马向下陷救不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长征途中，妈妈经常帮助战友们，她曾经帮助过年龄比他小的男兵尤太忠背枪，还把自已不多的口粮分给他吃，帮助他顺利走出草地。解放后，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见到伍兰英时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没有伍大姐，我早就死在草地里了！”

　　妈妈跟着前面的部队走了三天半才到班佑。再从班佑出发，妈妈和十几个女同志就随着三十军的二六七团走。又走了半个多月通过腊子口，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了甘肃省的岷县境内了。

　　在岷县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和政策；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地主的土地、粮食、物品分给了农民。农民得到了胜利果实，都纷纷来参加工农红军，兵员得到大量补充。可是妇女独立团就补充不上新兵，因为这里的妇女都是小脚，无法参加红军。团长张秋琴很着急，要求把调到各部队的老同志再调回来。这样妈妈又回到了妇女独立团。

　　一个多月后，总部命令妇女独立团向会宁前进。当时张国焘下令三个师从会宁出发，进入桃川，喊着“打到新疆去”！“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向新疆进军。妇女独立团一连走在后卫，掩护总部、银行、保卫局前进。这时张琴秋团长带了半个多团已经过了黄河。妈妈的部队因太疲劳就在离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下来，因为没有船无法过黄河。

　　1937年5月上旬，上级命令妇女独立营选调一批连、排干部到延安边区政府会计学校学习。妈妈是被选调去学习的一个。

　　延安喜结连理

　　到达延安后，妈妈任会计学校排长。当时，会计学校的40多位女同事都有了对象，唯有21岁的妈妈还打着单身。通过老领导张琴秋和孙树云的介绍，妈妈认识了时任抗大第三大队大队长的爸爸刘忠，爸爸干脆爽朗的性格打动了为人淳朴的妈妈。妈妈说：“爱刘忠的原因，是他老实巴交会打仗。”

　　1937年7月，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结婚报告。7月15日，爸爸借来27块边币，买回了山药蛋、苞谷面，请来了林彪、罗瑞卿、胡耀邦、莫文骅、张琴秋、孙树云等人，在宝塔山下，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

　　第二年，妈妈生下了大哥正安。1939年8月，二哥兴安降生。谁知，在受命突破同蒲路日军封锁线时，她背着二哥一夜急行军30公里，结果，二哥被活活颠死在她的背上。1940年冬，爸爸出任抗大第六分校校长，妈妈带着大哥留守八路军三纵队后方政治部，负责照看30多个儿童，她常常用大哥的保育费买来棒子面，填饱孩子们的肚子。1941年，时任抗三团会计的甄子明、李金雪夫妇奉命去华中工作，可刚出生的儿子甄怀志无人照看。妈妈主动承担了养育责任，精心照料怀志，而自己的长子刘正安却因营养不良而病逝……几次痛失爱子，作为母亲，妈妈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定，坦然面对。

　　掩护邓小平政委

　　1942年5月，爸爸率386旅772团2营护送邓小平政委去山西阳城东哄哄村工作。5月9日凌晨妈妈上厕所时突然发现被日寇包围，立即叫醒爸爸。爸爸立即率部掩护邓小平等领导进行突围。妈妈迅速背上刚4个月大的大姐青漳，为吸引日寇向相反方向突围，她迅速沿着山梁上一边奔跑、一边用双枪射向敌人！此举至今仍成为当地百姓流传至今的佳话。

　　四纵的巾帼英雄

　　1946年5月，妈妈任晋冀鲁豫四纵（386旅）干属学校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她把部队家属组织起来（约400多人），建了被服厂、豆腐坊、粉坊，为前线将士们做棉衣、织袜子，可以供应四纵部队近一半的被服。1946年9月，在打响歼灭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的战斗前夕，妈妈在指挥家属们转移过程中，为了干部和群众的安危，毅然丢下了自己年仅8个月大的女儿……在1946年10月纵队英模大会上，妈妈被评为劳动模范，戴上了大红花。

　　1949年12月，妈妈身背一对儿女，率领一个排奉命押送装有500支步枪、700顶钢盔，还有70亿人民币（旧币）的6辆汽车前往成都。她指挥车辆绕行于秦岭的崎岖山路中，组织兵力多次击退土匪的袭扰，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保证了成都入城式的按期举行，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历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院务部部长、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3年困难时期，爸爸安排妈妈去当学院的家属委员会主任，妈妈虽然有些想法，但为了支持丈夫工作，仍毅然放下架子，以正营职干部的身份愉快就任。此后，她积极组织干部家属自力更生，为国分忧。她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任劳任怨，关心群众疾苦。沙发工周子君第二胎生了个双胞胎，孩子的牛奶钱不够，伍兰英知道后主动承担了双胞胎每月的牛奶钱，直至双胞胎3岁。

　　1979年12月，爸爸妈妈双双主动提出离职退休，享受副师级待遇的妈妈不顾晚期宫颈癌的折磨，撰写了回忆录《从军五十年》。1982年7月25日，妈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她握着爸爸的手，深情地说：“我先走了，30年后我们在马克思面前重逢。”身后，妈妈的存折里仅仅4，000元。

　　妈妈辞世后，爸爸总觉得妻子没有离开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他经常到妈妈的卧室，看着照片上的妈妈对着他微笑……2002年8月7日，爸爸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016年春节前，我们为纪念妈妈诞辰一百周年在北京开了个座谈会，妈妈生前的许多领导、战友和战友的孩子们都来了。当年386旅文工团员91岁的王恩田叔叔演唱了妈妈当年教他们唱的抗日歌曲“红缨枪”；99岁的向守志司令员为妈妈题写了“巾帼英雄”的条幅；罗援将军也即席赋诗一首：

　　昔有木兰从军行，今有兰英上战场。

　　谁说巾帼让须眉，看我妇女独立团。

　　横刀跃马挎双枪，威风凛凛美名扬。

　　巴蜀儿女多奇志，一腔热血溅红装。

　　(刘蒨)

　　伍兰英回忆文章《参加妇女独立团》，原载于《巴山烽火》

　　文章《缘结红军将领的广元女儿》，登载于党史纵览2015年01期

　　【人物简介】

　　伍兰英（1916—1982），开国中将刘忠夫人，四川省苍溪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红军第四方面军，任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宣传队长，后任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1934年初，担任川陕工农民主政府财委会司务长。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连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太岳军区三八六旅卫生处指导员、太岳二分区干属纺织所指导员、太岳四纵干属学校党支部书记等职。1946年被晋冀鲁豫四纵队评为“劳动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军需处管理员、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家属委员会主任、院务部协理员等职。1959年被评为“劳动模范”。1960年获“三八红旗手”称号。1979年离职退休，享受副师级待遇。1981年在病中撰写了14万字的回忆录《从军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