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共产党人践行南梁精神的信仰能量

　　陕甘边共产党人践行南梁精神的信仰能量

　　李荣珍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共产党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支红军长征队伍提供了最终落脚点。这块根据地以它实实在在的存在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成就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伴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也产生了根据地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南梁精神。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共产党人，是南梁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其中的信仰能量，是南梁精神之魂。本文仅就南梁精神所包含的信仰能量进行一些研究。

　　信仰是南梁精神产生的原动力

　　上个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间隔73年时间、时间可谓漫长，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思想武器一旦被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就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建党之初，全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立志为之奋斗的人、不过几十人，只经过短短几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转入社会主义建设。这其中，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杰出代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们艰难地探索着，勇敢地奋斗着，不懈地追求着，不断地创造着。从入党的那天起，他们就将自己彻底交给党，以无限的忠诚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刘志丹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认为“唯革命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唯有共产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入党时他表示：“加入党团，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未满15岁的习仲勋，因参加共青团组织的学潮而被反动当局关押，但他矢志不渝，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在狱中转为共产党员。

　　在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危机四伏，形势非常险恶，但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着，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走，不犹豫，不退缩，认准目标前进。概因为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面对血雨腥风，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敢于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由坚定的政治信仰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源泉。

　　为了组建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先后到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在拉起革命武装的过程中，虽然屡屡受挫，队伍多次被打散，但他们从不气馁，作出了一次次艰辛的努力。这一时期，陕甘地区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多达70余次，约三分之一左右的起义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兵运工作中，仅刘志丹就经历了三道川事件、盘克塬受挫、职田事件、彬县关押、早胜事件等一连串事关性命生死的重大考验，但刘志丹以坚定的信念为支撑，愈挫愈奋，以超常的毅力坚持斗争。对他至死不渝为党为民的精神，朱德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

　　坚定的信仰是南梁精神的基石。一个人的信仰是否虔诚，信念是否坚定，必须与其所从事的事业结合起来。革命事业是大浪淘沙，始见真金。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并担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及后任省委书记袁岳栋被捕后，都在敌人的威通利诱下，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同志，成为被历史、被人民唾弃的可耻叛徒。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大浪淘沙后的真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的人。刘志丹曾被敌人多次通缉追捕，祖坟被挖，家人流离失所，他的二姨夫和一个堂弟惨遭敌人杀害，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刘志丹的信仰从不动摇，从不放弃斗争，从没忘记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他对父亲说：“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东征出发前他对妻子说：“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我的一切。”刘志丹牺牲时，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随身携带包里只有6根香烟，半截铅笔。在谢子长影响下，谢氏全家26人先后投身革命，9人入党，9人牺牲。面对牺牲，谢子长说：“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1932年冬，大雪封山，谢子长带着刚刚战斗受挫的陕甘游击队转战到南梁豹子川、平定川一带，衣食无着，伤病员增多，有些人对革命前途有些悲观，谢子长鼓励大家：“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身体力行，保持乐观情绪，有衣物先给伤病员，有饮食先给伤病员，被褥短缺，晚上只靠一条麻袋过夜，他的言行感动了部队所有的人。年底，队伍在他的率领下顺利出山，开始了创建红26军的伟大历程。党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习仲勋刚被从狱中解救出来，就急切地要求为党工作，对身边的同志说：“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超人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这信仰已深入他们的内心，引发了他们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崇高感情，用生动鲜活、可歌可泣的事迹书写出灿烂的人生，成为值得人们永久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光辉。

　　　信仰促动了南梁精神的践行力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崇高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但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规律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且指明了全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践行党的宗旨方面都是楷模，都树立了典型的榜样。

　　在南梁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保持着面向群众的亲民作风。在执政中注意充分吸收群众代表参加政权建设和对各项事务的管理，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人；在工作方法上始终强调要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凝聚群众的革命力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要求根据地各基层政权必须为民办事，切实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行各项决策，制定各项措施。在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导下，边区党组织和政府领导人民搞土地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充分展示出苏维埃政府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执政为民的公仆形象，赢得了边区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边区的各项事业也蒸蒸日上。在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的工作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始终保持着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群众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代表民众的利益。群众见到他们就像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陇东民歌就能生动的证明这一点，比如有这样几首：“1932年，红军起首月明塬。谢浩如、刘志丹，领导人民把身翻。打开仓，把粮放，车子推，口袋掂，家家户户吃白面，常开会，常宣传，打碎旧天换新天。”“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群众关系密切，这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群众路线、亲民作风和群众工作方法，不仅在短时期内很快医治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使边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快速发展，而且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在人民心中站稳了脚跟，经济发展和民心所向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后来中央红军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

　　坚持人民至上，群众第一，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就在于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路线的践行过程中也走出了一批群众领袖。毛泽东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并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的话是对刘志丹的最好褒奖，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时延安的公祭大会和志丹县的公葬大会都达到15000人以上，《解放日报》报道了当时情景：“志丹县及附近各县人民，闻志丹同志灵柩返抵志丹公葬，均纷纷前来祭吊。有一名叫郭清秀的老汉携全家由数十里之外来志丹城哀悼，痛哭不已。他革命前原是二流子，抽大烟，革命时，经志丹同志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才参加劳动，而后来并参加革命。土地革命后，他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富裕的中农，全家温饱有余。他是得到刘志丹同志革命好处的千万人民中的一个，目前各地居民，前来烧香奠祭者仍不绝于途。”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给谢子长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毛泽东赞誉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些高度评价既是对西北群众领袖群体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巨大成就和融洽的党群关系的充分肯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群众领袖的率领下，根据地军民树立起坚定的信念，一切想着苏维埃，一切为着苏维埃，真正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体现了南梁精神践行者的群体性。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记载了这种情况：“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开会，则24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主力红军坚壁的枪械弹药，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其中6人被铡刀铡下头颅，其余人员在挖下的3个大坑里被活埋。面对生死，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也体现出了根据地军民不怕牺牲，敢于奋斗的南梁精神。

　　信仰赋予南梁精神永不枯竭的创造力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创造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伟大理论，提出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原则。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陕甘共产党人在走井冈山道路的具体实践中，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南梁精神就体现出这一理论原则。

　　坚持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适当的斗争方式和战略策略，是陕甘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注意从北方地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取最合适的方式来开展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在建军思想上，刘志丹提出了著名的“三色”理论，即：发展红色武装，指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改变白色武装，指共产党人打入国民党部队，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改造灰色武装，指争取、改造绿林武装。这是根据陕甘实际提出来的建军思想。陕甘两省产业工人基础薄弱，组织纯粹的工人武装几乎不可能；鉴于农民运动在陕甘地区的普遍发展，农民武装将是组建革命武装的重要基础；陕甘边境地区地瘠民贫，揭竿而起的绿林武装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刘志丹等人更看重的是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这是因为陕甘地区驻扎的国民党部队大都有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织工作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杨虎城并没有在其部队中进行认真的清党，一些部队中党组织依然存在，共产党员的作用依然在发，且组织革命武装必须要有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部队组成人员也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素质，从这些部队中拉出革命武装更具优势。出于对陕甘实际情况的考虑，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都在兵运工作中大显身手，兵运工作拉出来的武装成为陕甘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红军不断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刘志丹的建军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陕甘实际的。

　　在陕甘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陕甘共产党人吸取寺村塬根据地地处山区边缘、照金根据地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等不利因素的经验教训，选择地处陕甘交界子午岭腹地的南梁地区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中心，是尊重客观历史条件，一切从革命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是在制定军事战略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的是井冈山开创的武装割据道路。历史发展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包家寨会议决定，以南梁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向周围地区发展，同时，开辟陕北、南梁、关中三路游击区，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有力的战略支撑点。在这一正确决策指引下，根据地不断扩大，至1934年底，已拥有18个县的广大区域，并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鼎盛时期，并最终与陕北根据地一起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而又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迎来全中国的解放。

　　然而，革命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王明“左”倾错误也多次使根据地濒临危机。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凭空想去指导革命，他们对西北情况并不了解，机械照搬一些书本理论，当看到刘志丹等人机动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时，感到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便攻击刘志丹等人勾结军阀、白军军官，扣上“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五顶大帽子。“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时，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陕甘边党政军干部遭到错误“肃反”，被关押审查，直到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才在“刀下留人”的紧急状态下被解救出来。“左”倾错误执行者代表的是一条错误路线，他们所推行的是冒险和蛮干。寺村塬根据地时期，他们根本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要求红军游击队南下打关中，到平原地区发展。当根据地被数倍以上敌军包围时，又以反对游击主义之名，要求红军做到“正规化”，主张打拼阵地战，结果是三战三败、根据地越打越小。大敌当前，不去研究破敌之策，而是强行在五顷塬一带分配土地，在根据地岌岌可危的时刻，却要把分配土地放在首位，而群众在家园即将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谁又敢要分配来的土地，如果要，必然会受到敌人“还乡团”的迫害。在根据地的选择上，一味要求红军要到靠近平原的地区去建立根据地，不去设想这样的地区往往也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区，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和镇压。1933年6月，在省委负责人杜衡的强行命令下，组建刚半年之久的红26军被迫南下到华地区去创建根据地，结果渡过渭河后，几乎无日不战，无日没有伤亡。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红26军第2团全军覆没，兵败终南山。红2团的失败也是造成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1935年秋，“肃反”运动发动之前，“左”倾错误执行者又强令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主力去打敌人兵力雄厚且易守难攻的瓦窑堡，刘志丹分析敌情后，认为这只能使红军受到重创，所以，没有强攻瓦窑堡，而是根据情报说横山敌人力量薄弱而部署去攻打横山县城。但因准备工作不足，横山没有打下来。这件事后成为刘志丹被“肃反”的重要“罪证”之一。从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看，“左”倾错误一干扰，根据地和红军就饱受磨难，倍受挫折。而根据地军民只要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领导下，自觉抵制“左”倾错误成功，根据地就会重获生机，得到发展。陈家坡会议、包家寨会议都是在清算“左”倾错误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才使根据地转危为安的。就是这种自觉抵制，标志着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思想政治上的逐渐成熟，保证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方向能够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向前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

　　历史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南梁精神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依然影响着一代代人。这是因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南梁精神之魂，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性引发了许许多多人为之倾情奉献。中国共产党人对信仰的追求一脉相承，南梁精神也将继续传递下去。

　　从90多年来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看，这是一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英勇无畏奋斗史，也是一往无前的探索史，更是一部百折不挠的精神史。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锻造出千千万万党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不断走向胜利的基石和保证。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是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今天，汇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力量，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智慧武装。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当前，国家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完成前无古人的伟业。在全球化时代，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在世所罕见的复杂矛盾和挑战中，中国需要登上由各项经济指标组成的物质财富的高地，也同样需要登上由理想与信仰组成的南梁精神这样的精神财富高地，需要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当年那样义无反顾为民奋斗、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坚定信仰。这是党的宝贵财富，更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动力。（作者系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