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原标题：习仲勋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他带领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展生产、减租查租、整军练兵，全面加强边区建设，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1945年12月，习仲勋在西北局联席会议上提出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5大任务：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加紧整军练兵；开展文教工作；发展民主建设；切实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会后，西北局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一九四六年边区工作的任务》的指示，指出“保卫边区，进一步巩固与建设边区，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仍为目前的总方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指示中要求继续加紧备战工作，“各部队应充分利用冬季及生产间隙，集中力量，整军练兵，切实改进政治工作”，提高部队作战技术。

　　习仲勋深入群众进行战备动员

　　 为发展边区生产，习仲勋1946年5月13日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6项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要增产粮食；（三）坚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以小型为主，以群众需要自己办起来的为主；（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经过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加上1946年夏秋雨水较足，当年全边区的粮食、棉花生产都获得了好收成。生产运动的开展，使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陕甘宁边区处在战争的严重威胁之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组织边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的各项准备。6月30日，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动员与组织边区军民开展战备活动，一切服从于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地消灭来犯之敌。7月8日，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就陕甘宁边区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发表讲话，集中回答了边区要不要备战、有没有时间备战、什么是当前的备战中心、边区的前途等问题，提出了边区备战的3项中心工作：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后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加强整训民兵。8月28日，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高警惕保卫边区》，要求“边区军民必须大大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一刻不放松地增强自己的自卫力量”，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为保卫边区、保卫秋收、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而奋斗。

　　10月12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研究陕甘宁边区备战工作，决定将边区工作重点立即转移到自卫战争的轨道上来，建议边区政府确定战时政府工作方针和任务。10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三届二次会议，认为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是目前边区最紧迫的战斗任务。会议号召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广大青年应随时源源不断地到军队中去；积极参加民兵、自卫军的训练，有效地配合正规军保卫边区保卫家乡。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工作正式转入战时轨道。在习仲勋和西北局领导下，边区全面进行战备动员，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后，习仲勋奉党中央和毛泽东之命，组织陕甘宁边区力量，全力接应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当时三五九旅历经血战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与巩德芳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师，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革命陕根据地。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三五九旅的围攻，习仲勋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南线出击，以新四旅为左翼兵团，从长武、彬县间出击；以警三旅七团及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出击；以警一旅组成若干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钳制迷惑敌人。8月29日，三五九旅左纵队与警三旅会师于镇远县之屯字镇。9月8日，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抵达庆阳与该旅主力会合。9月20日，尾追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向驻守刘家大山峁和枣林的警三旅部发起攻击。警三旅奋起反击，将敌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胜利完成接应任务。此次南线出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迅速突然的动作，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歼敌600余人，不仅胜利地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之麟游山区开展了工作，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的行动，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围攻豫、鄂、陕我军的兵力，打乱了胡宗南集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为边区战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1946年7月26日至9月2日，毛泽东9次亲笔致信习仲勋，就迎接王震部359旅北返作出周密部署。9月17日，王部返回延安。

　　在接应三五九旅返回边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于7月26日至9月2日连续9次给习仲勋写信，要求他做好接应王震部返回边区的一切工作。这既反映了毛泽东对三五九旅的关爱与牵挂，也显示了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与信任。习仲勋回忆说：“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

　　1946年10月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北线的横山起义，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由习仲勋亲自策划和组织的一次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习仲勋说：对横山起义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景铎将军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习仲勋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结合起来，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保证了横山起义的成功举行。

　　横山起义发动地波罗堡旧址

　　1945年10月，习仲勋接到党中央关于设立国军工作部、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的指示，立即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确定把陕甘宁边区北线作为统战工作重点。他认为从周边形势来看，北线是敌人的薄弱环节，那里驻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都是“杂牌军”，与蒋介石、胡宗南有矛盾，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与之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关系，利用他们与蒋、胡的矛盾，进一步做他们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我们一边共同反对内战。习仲勋决定由西北局统战部和绥德地委统战部具体负责对北线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抽调关中分区干部师源担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加强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按照习仲勋的部署，1946年整个夏天，从绥德到横山县波罗堡，西北局围绕胡景铎起义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由习仲勋介绍，经党中央批准，胡景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局讨论了胡景铎提出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三、魏茂臣等人入党。与此同时，由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的40多名军政干部，秘密派进胡景铎部，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开展的这几项工作，为横山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全面内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形势也异常紧张起来。毛泽东指示习仲勋：在胡宗南大举进攻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准备北线战役，用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林）横（山）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习仲勋深知毛泽东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于7月1日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集中讨论策应胡景铎起义和组织北线战役的问题，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负责北线战役的准备工作，以策应横山起义。8月下旬，习仲勋向毛泽东呈递了关于北线战役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回信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10月13日凌晨，北线战役打响，胡景铎率部在波罗堡等地起义。至21日，响水堡被攻克，北线战役胜利结束。

　　横山起义和北线战役胜利的直接结果是，5000余国民党官兵在胡景铎率领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陕甘宁边区军民以后作战取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又一个结果是起义部队经过整训，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成了人民的军队。这支部队在后来进军大西北的时候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之一。对横山起义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当时就予以高度评价。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已经“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12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胡景铎和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时说：“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很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来源：《党的文献》，是《论习仲勋对解放战争的重要贡献》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