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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思想的探析

18-10-16 16:09 来源: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网 编辑:狄东阳

  黄禹康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是较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为基础的自信。毛泽东是近代以来第一个让中国人“站起来”的革命领袖,其文化观中处处闪耀着文化自信的光辉。本文试就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的思想加以探究。

  一、在艰难中探寻,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科学理论拉开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序幕

  近代以来,面对空前的社会危机,中国人曾经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选择。前者主张进行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文化现代化,这种思潮很快成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用以推行专制独裁的工具:后者则主张将旧传统尽行抛弃,全面移植西方文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文化选择上的社会主义方向,但也存在对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倾向,而且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机械的、形式的。这些缺陷与后来党内不断出现的各种教条主义错误有着内在的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一是极端排外的封建主义“回头路”,二是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的“别人的路”,这都反映了自卑的文化心态。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共产党人也走得十分艰难。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是中华民族最迫切需要文化自信的时代,是否具有文化自信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否延续下去、未来将如何存在的重大命题。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就是在这种风云激荡的历史变迁中,历经艰辛求索应运而生的。早年他就坚定地反对封建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意识到,“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在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旧中国,变革文化绝不是办学会、办报纸所能解决的,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变革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才能建立新中国、新文化。毛泽东还意识到,先前许多学者乃至共产党人之所以在中西文化的比较选择上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就是他们未能扭转文化上的被动、奴隶心态,不懂得用科学方法指导革命、走自己的路。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萌发的,既有其个人性格的鲜明印记,更是那个时代的热切呼唤。

  二、在借鉴中发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谱写出文化自信新篇章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为何能够具备文化自信?底气何在?这是值得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毛泽东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解释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的阶级性、时代性、共性和个性以及继承和借鉴等问题第一次进行了科学的回答。

  1.文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放在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去研究,使人从本质上分清文化现象的阶级性,从而判定其在该社会中的作用和社会地位。毛泽东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此基础上,他准确区分了当时国内文化的不同形态,指出中国存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它们常常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是必须被打倒的。而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反帝反封建的,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更加进步,更加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

  物质基础上的差别造成了文化上的高下之分,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讲到中西文化对比时,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同样造诣很高,只是和中西文化“甚是两样”。毛泽东则认为:“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而同时,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这样,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认为中国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其形态更加先进,从此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终结了,中国人理应在心理上告别“百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态,建立起自信。

  2.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文化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这两种走极端的倾向都是未能正确处理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前者太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后者片面承认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共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个性。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第一次正确认识了“古今中外”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否定了近代以来出现的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形式的、机械的错误观点。

  首先从“中外”的角度看。不仅文学艺术,甚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外来文化。毛泽东认为,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根源于未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问题,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未能正确处理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更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其次从“古今”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考虑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关系。他队为,本民族文化固有的形式不仅可以继承,而且必须继承,这就是新旧文化的共性:新文化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同时本民族的文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不同,这就是个性。毛泽东主张继承民族文化形式而注入新内容。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本民族的新旧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和个性。新旧文化之间的内容上的共性就是指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需要加以继承的成分,对这些珍贵遗产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对其价值应当怀有自信。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两,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就从与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论者在文化选择上的极端做法区别开来。

  3.文化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任何文化都不能凭空造出来,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对既有的文化成果批判继承之上的。对此毛泽东始终强调新文化的发展不能斩断历史,而要在于确认识文化的阶级性、时代性以及古今中外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个继承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批判继承本民族文化和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指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借鉴不是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不是旧瓶装新酒式的移植,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4. “真理在我们手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文化自信方能自立,一个政党也是如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威力,成为了共产党人手中的法宝。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而拥有这一法宝的共产党人应当有充分的自信,不仅面对战场上的敌我矛盾所向披靡,而且面对和平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也能够妥善应对,能“以理服人”,而不是靠权力和威势去压服别人,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提供了判断某种文化的性质和价值的科学标准,使中国人第一次正确认识和处理了文化的阶级性、时代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以及文化继承和发展问题。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从而建立了对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自信。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二)人民本位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长期以来,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创造了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却被剥夺了创造和享受文化的机会。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弥漫在文化创作中的精英主义风气、摹古的风气和崇洋的风气使得他们的创作严重脱离人民。这样,掌握在知识精英手中的文化与群众相隔阂的状况一直影响着抗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发展。毛泽东对这种现象高度重视,他的思考和实践主要是从文化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角度入手的。

  1.“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他的群众观点在文化问题上的反映,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发现,一方面革命战争和建设中的群众亟需文化,“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另一方面文化需要群众,知识分子不去主动接近群众,不用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和题材进行创作,文化就始终无法在群众中扎根、生长。毛泽东的主张是明确的,就是要扭转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化。他指出文化要想获得生命力,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深入群众、要学习群众甚至“投降”群众。

  在广泛了解思想文化界实际情况基础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知识分子走入人民群众中去采访、去写作。1942年,他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着重强调了文艺“为人民”的问题和“怎样为人民”的问题,一是明确了文化必须走进群众中这个方向,二是指出了文化“提高”和“普及”的辩证关系。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文艺工作者主动走向民间、走向农村,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新气象。对此毛泽东深感欣慰。例如曾经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如丁玲、周立波等深入群众中后有了新的创作,毛泽东立即给予高度评价:“你们的文章印的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毛泽东始终强调,是群众选择、评判文化,而不是文化选择、评判群众;脱离人民的文艺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文艺家是没有前途的。他着力扭转长久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心态,第一次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价值主体,成为了文化的主动创作者和主动评判者,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价值转向”,一方面使人民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结束了文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的尴尬形态。人民群众的广泛享有、参与和支持是这种自信的力量源泉,是毛泽东“替中国人民庆祝”的根源所在。

  2. “文艺创作必须越来越中国化”。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反对“鲁艺”偏重研习西方文学艺术,批评说那是脱离群众、“关门提高”。1956年8月毛泽东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也指出,外国的好东西固然要学,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人民就不欢迎,文化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文艺创作必须越来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来越西洋化。毛泽东不仅强调国内的文化建设应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主张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要自信地运用民族文化。他主张,只有真正民族化的东西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且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对本民族的文化要有研究透,掌握解释本民族文化的话语权。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在文化的民族化方面的表现。

  (三)实践是文化自信的现实落脚点。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应当具有文化自信,更是因为这个自信有着实践的坚实基础。毛泽东是从文化的社会作用和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特别是其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的。

  1.为时代鼓与呼: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我国有着重视文化的社会功能的传统。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中国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但是由于特殊的局限性,文化创作的“浮萍式”作风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注意到了思想文化界的这种状况,他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天,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文化必须“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针对文艺界主张“暴露”“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不歌功颂德”等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反问道:“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这样,毛泽东就把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建立在革命斗争这一无可辩驳的实践基础上,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直接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它的提倡当然应该毫不含糊、充分自信。同样,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没的伟大实践成为时代主题,文化反映和服务于这个时代主题也是其使命所在,这样的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提倡,这是应该有充足的底气的。

  2.文化是否站得住脚,让实践来判断。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离开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越远,其视野越狭窄、内容越枯燥、形式越机械。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以来文化艺术过于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缺乏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过于讲究形式技巧,而忽视对内容意义的追求。

  为了纠正这些误区,使文化回归健康的发展路径,毛泽东提倡文化反映社会生活、反映实践。他指出群众的生活实践“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强调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从自我表现的小圈子里走出来,从一味地学习模仿经典作品而忽视创新的“摹古”的习气中走出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鲜活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

  反过来,文化创作是否有价值,毛泽东认为也要放在实践中去衡量,实践是文化的试金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主张无论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要提倡自由讨论,都要积极吸收借鉴,特别是艺术作品“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对这个政策,苏共和国内的不少人曾经都表示不理解,而毛泽东则表示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因为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而且“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种文化自信可以说正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支撑的,实践就是其坚实的落脚点。

  三、光耀后世的瑰宝,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思想是光耀后世的瑰宝,除了他个人天才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主要是社会生活和历史理性的必然选择,是在中华民族最缺乏、最亟需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回顾毛泽东关于文化自信的思想,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首先,文化自信必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今天我们加强文化自信要有科学理论的自觉,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警惕那些假借“文化自信”“复兴传统文化”之名兜售所渭“以儒代马”的错误思想,夹带封建、迷信、蒙昧主义的私货的做法;警惕文化心态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警惕打着“自信、开放”的幌子宣扬未经批判的西方意识形态、文化糟粕的做法。

  其次,文化自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历史证明,低俗媚俗、奢侈靡丽的文化或许一时能够迎合少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但根本上是没有生命力的;曲高和寡、纯朴炫技的文化或许一时能博得一些喝彩,但根本上是脱离时代主题、没有群众根基的,和近代文人那种“自我表现”、“自我消遣”别无二致。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对革命文化还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都应当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

  第三,文化发展要坚持实践标准。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值不值得提倡、应不应当借鉴,正如毛泽东所说,应“让实践去判断”。具体来说,“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和需求,能不能回应时代的课题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他同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在深入理解文化传统特性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各种优秀文化资源,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从而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当今时代迫切需要打破旧的世界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应当对此有所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为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生存智慧。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而当前西方的现代性文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给其自身和世界的发展都带来了种种问题,日益陷入困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华,回应世界共同关注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湖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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