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李荣珍
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多年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就是敢于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担当历史使命,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人类奇迹,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其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的历史担当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鼓舞当代人不断前行的楷模和动力。
中国共产党初创之始,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就是一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历史使命担当者,他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道出了担当精神的真谛。他把自己的追求与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就矢志不移,终身不变,他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有了土壤,他也当之无愧成为党的思想理论的奠基者。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毫无惧色,用鲜血和生命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精神。
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者毛泽东,担当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是他的人生写照。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因为毛泽东当时改变了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决心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然而,毛泽东不为所动,勇于担当,不把处分当包袱,一门心思创建根据地,打下茶陵县,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成功,以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在其后的革命道路上,毛泽东用他的伟大担当精神,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引领着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周恩来是共产党人担当精神的楷模。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周恩来最先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他在多次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只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未承认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引发会议争论,是周恩来打破僵局,他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在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下,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转折,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为继续做通博古的思想工作,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对他讲,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正是周恩来的这种可贵的担当精神,为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持续发展,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是具有担当精神的优秀共产党人。1935年10月,在陕甘边进行的错误肃反中,刘志丹接到返回瓦窑堡的指示,途中遇见往前线送信的通讯兵,通讯兵将信交给刘志丹,他看到信上写着“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明知自己回瓦窑堡,生死未卜,但刘志丹从容地让通讯员把信安全送抵前线指挥部,他继续赶路,毅然前往瓦窑堡。这时他想到的是陕甘边的革命事业,他要去说明情况,保护更多的人。在肃反的极端恶劣环境下,有人对习仲勋说,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指那些以习仲勋自己名义担保无罪的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习仲勋被关押后,依然有人想帮助他逃出来,但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曾担任过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关押期间几遭毒打,他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从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人身上,可以看到感人的生死担当精神,他们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为党尽忠的高尚品质也在此时凸显了出来。党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错误肃反被纠正,他们也都恢复了工作,继续为党工作。
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担当精神中,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就是具有担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这种伟大的担当精神,党才能勇立潮头,不被任何风浪所打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担当精神,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成为激励后人奋进的力量。
启示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担当精神的牢固基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道路上百折不挠,屡挫弥坚,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怀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步入新时代,肩负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是对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个人利益看淡,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举高,让理想信念体现在推动发展中,贯穿在为人民服务中,这样才能理性地对待人生,清醒地把持住自己,在不断进取奉献中实现理想。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否,突出表现在能否保持政治定力上,党员就要对党绝对忠诚,任何情况下保持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要自觉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心中有理想,脚下有力量,理想信念激发出的担当精神是强固而伟大的。
启示二:为人民服务是担当精神的情怀所系。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出发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着浓浓的人民情怀,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使党不断强大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响亮的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担当精神体现出的,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理念和心系群众、为民谋利的公仆情怀。迈开新时代的步伐,就要继续站稳站牢群众立场,夯实群众路线这个执政之“基”。把群众的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知民情、接地气,办好广大群众关切的实事、难事、急事、好事,落实好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启示三:走在前列、干在实处体现出担当精神的深刻内涵。在革命事业的开拓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个都是敢于担当的勇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并将“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五条标准”之一。担当理应是党员干部的本分。但在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党员干部担当精神弱化的问题,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这种状态严重制约着发展,也给党的事业带来隐患。因此,敢于担当,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员干部最需重塑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警醒全党,精神懈怠是第一位的危险。一旦安于现状、随波逐流,就会止步不前、积重难返。能否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思想上的清醒认识,取决于精神上的饱满状态,取决于担当上的有所作为。因此,敢于担当,就是要在追赶超越进程中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永远走在前列。敢于担当必须干到实处,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做到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每项工作抓好抓细抓实。
启示四:学思渐进、内强素质是培育担当精神的必然要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功勋卓著,但他们从不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干到老、学到老,为我们树立起终身学习的模范。因此,担当精神的培育也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如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就难以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因此,要担当起历史使命,就要做到思想与行动表里如一、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把学习当成首要任务,在真学、真悟、真用上用功着力,学出境界,学出信仰,学出担当。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不断提升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话语创新的能力,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有了过硬本领才能真担当、真负责、有作为。根据十九大提出的主要任务,党员要着眼于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要通过学习实践,努力提高思想政治能力、动员组织能力、驾驭复杂矛盾能力,培育牢固的担当精神。在甘肃这样以脱贫攻坚为主战场的省份,更需要呼唤、培育担当精神。只有在“强身固体”的持续学习思考中,才能保持清醒有为的头脑,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也才能营造出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朝着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目标奋勇前进。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担当精神更需要发扬光大。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既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当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党中央基于问题导向,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战略考量,是基于转作风促发展的务实举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勇于在实际工作中锻练摔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心存定力,做新时代勇立潮头的担当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作者简介:
李荣珍,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2009年被评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先进个人;2010年7月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授予“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从事党史工作30多年,成果丰硕,在《铁流汇陇原》《甘肃省志·共产党志》《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等重点党史书籍的编写出版中担任课题负责人及主编、副主编,参与过一些国家社科课题和省社科课题的撰写工作。撰写的《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及其主要特色》《群众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等百余篇论文在全国核心期刊和社科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入选全国重点书籍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曾获得省、部级学术成果奖励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