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及其早期实践活动

　　题记：今年10月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4周年。习仲勋同志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深入实际做群众工作，被毛泽东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本文挖掘整理了习仲勋同志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展群众工作的实践活动一文，以志纪念。

　　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凡事为民着想，事事关心人民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尽心竭力为群众谋利益，积极探索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为其成为“群众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志丹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1932年4月，“两当兵变”失败后，敌人到处悬赏捉拿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被迫于6月秘密回到家乡富平，等身体恢复后几经辗转，在照金一带寻找到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又投入到了开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

　　习仲勋同志刚到照金不久，敌人就开始分三路“围剿”红军。刘志丹、谢子长认真研究敌情后，决定避敌锋芒，撤离照金(当年底返回)。在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刘志丹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将习仲勋同志留在照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为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创造群众基础。总指挥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同志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谢子长也叮嘱他：“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9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离开后，习仲勋同志克服特务队中队长叛变、队长牺牲的困难，挑起特务队指导员的重担，果断带领部队前往渭北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使这支武装力量得到了保存。此后，他继续以指导员的身份带领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2支队的指战员活动在陕西三原、富平、耀县一带的边界地区。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了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当时，这一带还没有从1929年严重旱灾中恢复过来，群众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生活非常艰难。从这一实际问题入手，习仲勋同志一村一村地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去动员群众开展分粮斗争。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收效显著，并很快扩大到了旬邑、耀县一带，游击活动也随之扩大起来。为巩固和扩大胜利果实，习仲勋同志还在各区、乡、村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游击队，组建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均由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组成，在站岗放哨、肃清敌特、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左”倾错误指导下，渭北根据地遭到失败。

　　几经转折后，习仲勋同志于当年冬天来到家乡富平西区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回到家乡后，利用同学熟人关系，立即发展党员，建立了支部和20人的淡村游击队，为发动群众建立基础。当时这里农民吃粮非常困难，他急群众所急，总结前期分粮斗争经验，立即组织成立分粮队，经过周密策划，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斗争。在游击队配合下，分粮队带领饥民强制收缴地主的粮食平均分配。这一行动，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响应，半个多月，“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其间，习仲勋同志领导秘密党员和游击队员，昼伏夜出，生活异常艰苦。但他紧紧依靠群众，坚持开展工作。这一段革命斗争，虽然短暂，但留给习仲勋同志的影响是很大的。1945年7月，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就谈到：“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年轻的习仲勋同志来说，这段斗争史，丰富了他的革命经历，积累了开展群众工作的初步经验，最主要的是为习仲勋同志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农民关系问题的认识奠定了实践基础。

　　张秀山说：“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树林，晚上出来坚持群众工作。”

　　渭北游击根据地失败之时，百里之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活动正逐步兴起。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照金的领导力量，选派一批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同志是其中之一。此后，习仲勋同志又和战友转战照金地区，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奋斗。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习仲勋同志被选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

　　照金一带，地处桥山山脉南段，位于耀县西北部。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梢林密布，有较好的掩护条件，便于游击战争开展。但另一方面，土地很少，且大多集中在地主和寺院僧众手里，广大百姓无地少地，又常年遭受兵患匪祸，苦不堪言。在这里，习仲勋同志和金理科、周冬至等坚持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开展宣传和发动工作，并针对群众的第一需要，组织开展分粮斗争。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组织农民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同时也同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感情。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同志当选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革命委员会下设有与群众生产生活和保卫胜利果实高度相关的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为保卫红色政权，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区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再加上24个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的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群众骨干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根据地红色政权秩序初步显现，红26军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基地。

　　照金根据地的发展，引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加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红26军损失殆尽。1933年10月，根据地中心之地薛家寨失守，留守部队撤出照金根据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习仲勋同志仍然留在照金，秘密隐蔽下来，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的工作。支撑他留下并坚持斗争的，正是群众对他的信任和爱戴。游击队主力撤走后，反动地主、民团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反攻倒算，疯狂反扑，屠杀伤病员和坚持斗争的革命委员会干部和群众。即使这样，习仲勋同志也还在群众的掩护和照料下坚持斗争。正如时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张秀山所说，“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树林，晚上出来坚持群众工作”。在南李村，贫农王大娘对习仲勋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料，经常半夜去山林里叫习仲勋同志到她家里吃饭，有时还将农村人稀罕的白糖送进山林，建立起了情同母子一般的感情，习仲勋同志也以“干妈”相称。后来，为护送习仲勋同志安全离开这里，王大娘又给他缝制了一套商人的装扮，并让本村的秦老六背上褡裢，安全地将他送到后方机关。在一次撤退途中，习仲勋同志突患伤寒，无法继续行军，在宜君县小石崖养病一个多月后，又来到合水太白镇莲花寺，住到豹子沟李老五家里继续养病。在这段时间里，为防备敌人搜捕，李老五白天把他藏到山林，晚上再接回家吃饭。习仲勋同志和群众建立的深情厚谊，成了他一次次渡过难关的“护身符”。

　　习仲勋同志在照金时期，尤其是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后，开始全面负责根据地创建工作，因此，极大地锻炼和提升了习仲勋同志在危机四伏的危险环境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的能力和水平。时任红26军第2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说：“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习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蔡子伟说：“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以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武装力量撤出照金，北上陇东，转入外线作战。刘志丹建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认真总结三年多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1933年11月3日至5日，包家寨联席会议召开，作出三项重大决定，核心是：在三路游击战争配合下，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陇东的南梁地区。

　　有了前两次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这一次，陕甘边的领导者采取“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步骤，把做好群众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重建后的红26军42师党委决定，派刘约三、吴岱峰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利用战争间隙在豹子川、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进村入户，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为红色政权的建立打基础。同时，派张策为特派员，到南梁一带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1934年春节前夕，大病初愈的习仲勋同志也从豹子川来到南梁二将川，和张策一起开展群众工作。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勋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时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村村讲演。接着习仲勋也来了。我们一同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1934年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1934年2月25日，由红42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川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新的根据地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不满21岁的习仲勋同志被选为主席，临时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如果说，在这之前，习仲勋同志是一个群众路线的实践者、执行者，从此开始，他不但亲自模范执行群众路线，更主要的是要主动谋划和研究制定得民心、顺民意的政策和策略。南梁时期，习仲勋同志为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指导各县成立土地委员会，紧密团结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政策，丈量核实土地，组织领导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地少地农民。在分配土地时，习仲勋同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利用一切机会认真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努力，很快就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使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地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大大加强了和群众的联系，激发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在分配土地期间，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习仲勋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热情接待因成分问题来访的群众，及时纠正政府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经过临时政府几个月的筹备，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同志被选举为主席。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隆重举行。政府下设粮食、财政、经济、土地、肃反等委员会，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此后，又相继建立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此后，边区政府站在人民的立场，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发展边区的“十大政策”。特别是在关系民生的土地分配、繁荣边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处处体现了对群众实际利益的维护。

　　陕甘边区的土地分配政策规定：农民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要分配青苗，如果只分田，不分苗，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积极性；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在财经粮食政策方面，鼓励农民成立牧场，养猪喂羊，发展生产；为减轻群众负担，不向老百姓征粮派款，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与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和收买民粮的办法，并将没收来的牛羊留一部分集中牧养，以备军需。南梁苏区地处偏僻，农村经济十分萧条，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苏区政府决定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立集贸市场，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发行苏区钞票，解决市场缺少货币的困难。时任政府秘书长兼文化委员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的作用是促进边区经济流通。习仲勋同志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主要还是为进一步调查研究活跃市场的办法。另外，边区政府还开始采取措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习仲勋同志亲自发动群众办学校，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陕甘边区第一所列宁小学。没有教材，蔡子伟自己动手编写，多采取顺口溜的形式，既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很受边区群众的欢迎。以后，又在太白、荔园堡川等地相继开办几所列宁小学。同时，边区政府积极开展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开办成人扫盲识字班。这些政策务实管用，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为边区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正是有了这些举措，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倍增，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在红军和游击队有力配合下，根据地快速扩大和增长，各县也相继成立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工作得以全面开展。习仲勋同志个人的威望也与日俱增，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1945年秋，党中央在选择西北局书记一职人选时，毛泽东建议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毛泽东所指的“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历史过程中，就包含了习仲勋同志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全部群众工作的实践活动。

　　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及其早期的实践活动，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宗旨追求和永不改变的人民立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正是习仲勋同志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群众领袖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壮大的成功之道。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历史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